《新加坡調解公約》簡評

2018年6月27日,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貿法會)第51屆會議通過了《聯合國關于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2018年12月20日,第73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該公約,并以《新加坡調解公約》(以下簡稱“《新加坡公約》”)的名稱于2019年8月7日在新加坡開放供各國簽署,此后將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開放供各國簽署。《新加坡公約》對所有國家和由主權國家組成并對本公約所管轄的某些事項擁有管轄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開放,供其簽署、批準、接受、核準或者加入。中國商務部部長助理李成鋼已于2019年8月7日代表中國政府簽署該公約。


一、《新加坡公約》簽署的背景與意義


正如各國正在逐漸認識商事調解對于國際貿易的價值,《新加坡公約》旨在支持、鼓勵、促進國際商事爭議的調解和和解,并建立一套可直接執行經調解的和解協議的保障機制。通俗來說,《新加坡公約》通過給予適用范圍內的和解協議更高水平的保障來建立該機制,即通過對一方強制執行來救濟另一方的形式。《新加坡公約》在賦予和解協議執行力的同時,也免除了和解協議當事人請求他國法院承認和執行國際和解協議過程中產生的前置程序及負擔,極大地便利了國際和解協議的執行。 


《新加坡公約》與《選擇法院協議公約》(以下簡稱“《海牙公約》”)、《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簡稱“《紐約公約》”)同屬國際爭端執行框架下的國際公約,但《新加坡公約》填補了該框架相應的空白。在性質與作用上,《新加坡公約》可稱得上是和解協議執行方面的《紐約公約》。


為使《新加坡公約》生效,至少需要三個國家簽署和批準該公約。由于2019年8月7日當天即有超過三個國家交存批準書、接受書、核準書或者加入書,所以《新加坡公約》將會于2020年2月7日生效。屆時,締約國應遵循該公約并執行適格的國際和解協議。


二、《新加坡公約》的適用范圍


《新加坡公約》具體適用范圍主要由第一條“適用范圍”(scope of application)與第二條“定義”(definitions)規定。


(一)第一條“適用范圍”(scope of application)


根據該條規定,符合《新加坡公約》適用范圍的國際和解協議需要同時滿足積極條件與消極條件。


1. 積極條件


根據《新加坡公約》,該公約適用于當事人為解決商事爭議而以書面形式訂立的、由調解所產生的、具有國際性的和解協議。那么,怎樣的和解協議可以被視為有國際性呢?


根據規定,和解協議至少有兩方當事人在不同國家設有營業地的,可被視為具有國際性。若和解協議沒有在不同國家設有營業地的當事人,則當和解協議各方當事人設有營業地的國家不是和解協議所規定的相當一部分義務履行地所在國或者與和解協議所涉事項關系最密切的國家時,也可被視為具有國際性。


不符合該積極條件的和解協議,不適用該公約。例如,爭議雙方自行協商達成的和解協議不可適用《新加坡公約》——若僅是爭議雙方自行協商,沒有經過第三人(即“調解員”)的協助,即便雙方自行達成和解協議,也無法借助《新加坡公約》獲得域外執行效力。


公約原文如下:


1. This Convention applies to an agreement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and concluded in writing by parties to resolve a commercial dispute (“settlement agreement”) which, at the time of its conclusion, is international in that:


(a) At least two parties to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have their places of business in different States; or


(b) The State in which the parties to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have their places of business is different from either:


(i) The State in which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obligations under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is performed; or


(ii) The State with which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is most closely connected.


2. 消極條件


根據《新加坡公約》, 若和解協議屬于以下消極條件中的情況的,則不適用該公約:(1)為了解決一方當事人(消費者)為個人、家庭或者家具目的而進行的交易所產生的爭議而訂立的;(2)與家庭法、繼承法或者就業法有關的;(3)經由法院批準或者在法院相關過程中訂立的;(4)在3中規定的法院所在國作為判決,可執行的;(5)已經記錄并且可以作為仲裁裁決執行的。

公約原文如下:


2. This Convention does not apply to settlement agreement:


(a) Concluded to resolve a dispute arising from transactions engaged in by one of the parties (a consumer) for personal, family or household purposes;


(b) Relating to family, inheritance or employment law.


3. This Convention does not apply to:


(a) Settlement agreements:


(i) That have been approved by a court or concluded in the course of proceedings before a court; and


(ii) That are enforceable as a judgment in the State of that court;


(b) Settlement agreements that have been recorded and are enforceable as an arbitral award.


(二)第二條“定義”(definitions)


1. 營業地


在公約第一條中有對和解協議當事人營業地的規定,若一方當事人只有一個營業地,則其營業地應當是明確的;但若存在其他情況時,為了明確一方當事人的營業地,公約對可能出現的情況作出了相應的約定:(1)若一方當事人有一個以上的營業地時,則相關的營業地是與和解協議所解決的爭議關系最密切的營業地,同時要考慮到在和解協議訂立時各方當事人知道或者預期到的情形;(2)如果一方當事人沒有營業地時,則以其慣常居住地為準。


2. 書面形式


和解協議的內容只要是以任何形式記錄下來即可被視為是書面形式。若電子通信所含信息可用于事后參考的,則該電子通信滿足和解協議書面形式的要求。


從這一條可以看出,《新加坡公約》對和解協議書面形式的規定比較寬泛,采取了較為包容的態度。


3. 調解


“調解”不論使用何種稱謂或者以何為依據進行過程,意為由一名或者幾名無權對爭議當事人強加解決方法的第三人(“調解員”)協助,當事人設法達成友好的爭議和解協議的過程。


其實這一條款也體現了《新加坡公約》對于未經調解的和解協議的排除適用,當事人不可將自行達成的和解協議直接申請執行。

公約原文如下:


1. For the purpose of article 1, paragraph 1:

(a) If a party has more than one place of business, the relevant place of business is that which has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to the dispute resolved by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having regard to the circumstances known to, or contemplated by, the parties at the time of the conclusion of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b) If a party does not have a place of business, reference is to be made to the party’s habitual residence.

2. A settlement agreement is “in writing” if its content is recorded in any form. The requirement that a settlement agreement be in writing is met by 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i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therein is accessible so as to be useable for subsequent reference.

3. “Mediation” means a process, irrespective of the expression used or the basis upon which the process is carried out, whereby parties attempt to reach an amicable settlement of their disput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third person or persons (“the mediator”) lacking the authority to impose a solution upon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三、與《紐約公約》在適用范圍上的對比


(一)國籍判斷的不同

《新加坡公約》與《紐約公約》均是主要用于爭議的跨境執行,但是在是否跨境,即是否具備“涉外因素”或者“國籍因素”的問題上,兩個公約做出了不同的規定。


《紐約公約》對判斷仲裁裁決國籍的重要標準之一是做出該仲裁裁決的國家是否是執行地國以外的國家(或為非內國裁決)。在實踐中,仲裁裁決由一個仲裁機構做出,而仲裁機構所處的仲裁地(seat)確定了該仲裁機構做出的裁決的國籍。所以仲裁地在國際仲裁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法律概念,是國際仲裁條款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而《新加坡公約》則顯得更加靈活,在對當事人的國籍判定上主要采用了營業地標準,著重考慮當事人的商業實體或者與爭議所涉事項關系最密切之所在,并以此為基礎來確定和解協議是否具有國際性。


相比較《紐約公約》,《新加坡公約》對國籍的判定不如《紐約公約》明確。由于營業地的判斷往往與一家特定公司(當事人)的注冊、生產、運營、資本結構、高管結構、管理結構等多個方面有著緊密的聯系,并且各國國內法對于企業營業地的規定未必完全一致;另外,國際仲裁中當事人可以通過合意選擇仲裁地,從而選擇仲裁裁決的國籍,但是在《新加坡公約》中當事人并不能通過合意選擇國籍來影響到和解協議的國際性。


《新加坡公約》在國籍判斷上的特點,將會在未來給公約的實施帶來更多潛在的不確定性、爭議以及挑戰,這需要當事人及相關法律從業人員提前給予足夠的注意。


(二)排除適用的情形


《新加坡公約》與《紐約公約》都對公約的排除適用做出了規定。《紐約公約》未對直接排除加以規定,而僅僅規定締約國可做出保留;《新加坡公約》不僅規定了直接排除的情形,并且還對“調解”做出了定義,同時《新加坡公約》也對締約國做出保留的權利做出了規定。


四、與國內制度的對比及啟示


(一)國內制度


我國與《新加坡公約》類似的、可賦予調解協議強制執行力的制度是由《人民調解法》、《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調解協議司法確認程序的若干規定》等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構建的人民調解協議司法確認制度。


根據《人民調解法》,當事人經過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而達成的調解協議可以申請司法確認。調解協議書自各方當事人簽名、蓋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調解員簽名并加蓋人民調解委員會印章之日起生效;口頭調解協議自各方當事人達成協議之日起生效。

根據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94條、第195條的規定,調解協議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雙方當事人可以共同向調解組織所在地基層人民法院申請確認調解協議的效力,人民法院受理申請后裁定調解協議有效的,若一方當事人拒絕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對方當事人可以向該人民法院申請執行。


由此可知,我國法律規定的可以被賦予強制執行力的調解協議,是經過調解組織比如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后當事人達成的調解協議;并且,受《人民調解法》調整的調解協議內容主要是民事糾紛,包含商事糾紛。與《新加坡公約》相比,兩種制度在適用上存在著很大的區別。


(二)啟示


我國在簽署《新加坡公約》后,必然需要對國內法律制度進行完善與調整才能配套公約中規定的制度,使公約在我國得到更好的執行和落實。同時,這也是一個推動國內法律制度改革的契機,公約為其提供了一個大致的方向與思路。筆者對此有以下思考:


1. 加緊建設國內商事調解立法


在國際層面,經過多年的發展,國際商事調解相關的法律法規、協議、公約等已逐漸形成完整、成熟的體系。然而我國商事調解立法體系尚未完全建立,對調解的規定散見于《民事訴訟法》、《人民調解法》、《仲裁法》等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中,關于商事調解之規定少之又少,更逞論商事調解作為獨立程序。


商事調解在國際上作為一種獨立程序,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與必然性,調解作為爭議解決的一種方式,相比較仲裁、訴訟而言,具有保密性、一調終局、程序靈活、所需時間更短、成本更低等優點;并且當事人對調解程序影響更大,擁有較大的自主權。


我國目前商事活動的體量、數量和活躍度已今非昔比,故加快建設我國國內的商事調解立法迫在眉睫。


2. 開放個人調解制度


在《新加坡公約》第二條調解的定義中,并未將“調解者”限定為調解機構,據此,經過機構調解或者非機構、個人調解而形成的和解協議,都可以按照公約規定申請執行。


而我國現存調解制度里并未有個人調解,個人調解的效力在法律層面上不被認可。因此,我國應逐步開放個人調解制度,在法律層面上認可個人調解,鼓勵具有法律知識、具備調解能力的人從事專業的調解工作尤其是商事調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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